南方五省区春节假期商业日均用电量同比增长14.8%

一旦我们考虑到意识和不断演化的文化之间复杂的、远未被我们理解的相互作用，这种保证就不存在了。

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抓主要矛盾，从问题导向上把握新发展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简短的一个过渡时期便迅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随即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国家机关各部门要按照自身职责在抓好本部门重点工作之外，做好协调工作。新发展格局的循环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与传统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相比，在开放的方式、路径、落脚点、目标以及内外之间的关系上都进行了重大调整。进出口占GDP比重随经济发展而下降，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馆长，教授、博导，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进入专题： 新发展理念 。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开放，与世界命运与共，实现更深层次的内外联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大循环创造良好国际环境。1984年，我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之比也从16%猛增到56%以上。其次，由于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确定了的意识形态，即集体所有制乃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于是便担心如果改革了这么一种公有制形式，我们就可能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而走上所谓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动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根据基因农业网公布的数据，中国每公顷耕地施用化肥量从2002年的约390公斤增加到2014年的约570公斤，而同期美国化肥施用量则始终保持在110-130公斤/公顷之间。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没有像工商业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那样适时而彻底地在农村推行农村土地完整产权制度改革。

同期，印度和巴西两个农业大国化肥施用量也始终没有超过200公斤/公顷。【6】最近十年的国企改革中，我们还将几乎所有非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数以千亿元人民币计的国有股权允许企业员工用国家支付的买断工龄收入冲抵或另行购买并让个人持有。

在我国还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出现超常速度和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民阶层的收入却长时间增长缓慢。我国的众多法律都明确了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但是，这只是代表，即代表那个面目模糊的所谓集体行使所有权而已。多年前，我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谈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反复强调，我们要想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就必须将土地的完整产权而不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能赋予农民。这就是说，在推行农村大包干责任制以来长达四十年时间里，由于未进行完整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的经营规模几乎是维持不变的，仍然是小农经济。

由此，中国经济也才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并有了今天。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在我国，城市化是由政府而非市场的力量主导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也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移植了农业大包干做法，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工业生产似乎出现过一阵子上升。人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在工商业和农业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革上我们竟然一直奉行一个双重标准，即我们在工商业领域不惜冒着可能大幅度降低全民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等政治和经济风险，也要实行公司资产股权化并将大量的国有资产有偿或无偿地出让给国企员工以推进改革，但我们却在农业领域仍然刻意地保持着一种土地资产产权模糊的状态，而且到今天仍然拒绝对集体土地进行完整产权改革以让广大农民按份持有，甚至即便是农民自己的住房及其宅基地使用权也不愿意实行市场化和商品化，致使广大农民面向城镇的自由迁徙成为泡影，甚至在农村制造出数以亿计的三留守人员，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也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因广大农民始终没有所居住房屋及其宅基地的市场交易权下的参与而步履蹒跚。

由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仅仅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还是解决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问题。不仅如此，前些年由于并未将土地出让金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内收入，收入和支出都极不规范，大量被用于行政开支和腐败消费，收支漏洞多多，也造成了无数官场贪腐事件。

我国农牧渔业生产连续6年获得丰收，主要生产指标已经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六五计划。比如，我们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颁行的第一部符合国际基本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如下条款：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人们会问，我们为何非要长期地维持着这么一种模糊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人概念呢？显然，这是一种体现了政府利益的政策。【8】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远见、也是非常富有创新的改革思路。而美国同期农药使用量则始终保持在每公顷农作物低于2.5公斤。这还没有将农业中使用量增加更快的化学农药生产和使用数量计算进去，因为仅10年时间，即2014年化学农药原药产量就比2004年增加了足足5倍（375万吨：75万吨）。这表明中共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改革在思想上得到了一定的解放。粮食产量自那以后二十年也几乎没有什么增加。

但如果不是，那又会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载体——集体的法律概念非常模糊而无法在法律上实现法人化。这些年的中国粮食的大量进口（2015年以来中国粮食进口量已连续6年超过1亿吨，其中2017年高达1.3亿吨——作者注）以及2018年夏粮大幅度减产（减产35%），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这一点。

实践表明，我们的农村改革如果仅仅是在集体土地经营制度而非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上做文章，就只能解放原有集体经营制度束缚下的那部分生产力，并不能消除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比如，这个集体是指村民小组范围内的集体还是指行政村范围内的集体？抑或是一个乡镇、一个县甚至一个省或全国农民的集体？这个所谓集体在其诞生迄今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法律定位，更无司法实践。

前注：前两天看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报道在谈到中国还有近7000万农村留守儿童时说，政府还应该让农村人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产权。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弊端显露无遗。

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规模经济发展课题组2016年的一分报告，到了2013年底，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2．26亿户，占家庭承包户总数的85．96％以上，经营耕地在10亩以上的农户仅占14．04％。多年前就有资料披露，大约有70%或以上的官场贪腐都与土地有关。这期间，中国的化肥产量和使用量则从1700万吨猛增到4300万吨，猛增了250%。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增产10公斤粮食就得使用1点几公斤的化肥。

因为依靠不断增加投入化肥和农药导致的农业发展其实是有害和不可靠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而化肥的粮食极限增产效应也正好是这个数。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认真地想过：我们历史上所推行的、到现在还在坚持的这个否认了农民个人持有土地完整产权的集体所有制真的是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现代农业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的吗？或者说，我们真的能够在维持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制度基础上，仅仅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所谓的土地权能，即用益物权上做文章，无须通过建立起一个完善而成熟现代农业产权制度就可以给中国带来粮食安全和现代化农业？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可见，中国每公顷化肥施用量至少是美国的4倍，印度和巴西的约3倍。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土地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的所谓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让农民吃饱饭而已。谁见过现在企业的产权不包括企业的资产权益而仅仅是一些企业职工的就业权和承包权？如果这样，谁敢买这类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者说，只有这种奇怪产权（用益物权）的企业会是正常企业吗？ 这几十年的农业实践也证明了，不管我们的政策怎么规定和允许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权）可以抵押贷款或转让，但对于农民来说，这种值不了多少钱的承包经营权，即承包土地的用益物权，不过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已，而政府则在颁行这些惠农政策的同时每年获得了数以万亿计的土地出让金。

尽管如此，它也让数亿中国农民可以自由选择种养殖业以及自由选择劳动时间，从而大幅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性发展，免遭了集体主义大锅饭容易造成并且曾经造成的低效与饥馑。国企这段产权制度改革历史表明，如果我们不能破除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通过强有力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无论是第一、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无论是工业、服务业，还是农业，即便你将所有权和承包权或经营权分开，搞什么承包经营制或是承包经营权流转都是不行的。这更方便他们能够出售自己的不动产，进而帮助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迁往城市，与家人一起享受城市生活。农村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贫富及城乡差距则不断扩大。因为这是现代社会产权制度改革的常识。

应该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工作出发点的所谓改革并不多，因为我们的改革说到底其实就是在改革现有意识形态。从前述的那些数据还可见，从1985年至2014年这30年时间里，中国农业不仅未能得到发展反而出现了巨大的停滞甚至倒退。

为此，我曾一再说，这种撇开了土地完整产权的所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不仅将阻碍我们城镇化的推行，亦将不利于粮食生产，给中国的粮食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农村土地完整产权制度改革的缺失是中国现代农村改革历史上的一个不容忽视或否认的事实。